牟钟鉴：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

仁者爱人，义者行宜，乃是做文明人的根基；用生活化语言说，就是心地善良，行为端正。

“樊迟问仁，子曰：‘爱人。’”孔子说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。”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（智）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；小人反是。”“君子义以为上。”孟子说：“君子以仁存心。”“吾身不能居仁由义，谓之自弃也。仁，人之安宅也；义，人之正路也。旷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”“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韩愈《原道》说：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。”

君子品德的第一要义是要有爱心，即有良心或良知，关心人、帮助人、尊重人、体贴人，心要保有温度，不能变冷，更不能变黑，否则会失掉做人的根基，使他人遭殃，最终也会害己。居仁才能由义，有了爱心便会坚守正义，维护社会公共生活准则，促进社会安定和谐。

那么，为什么社会生活不能没有良知爱心而一些人却会丢掉呢？这就要从人类生活的特点和人性的形成说起。人既是个体的存在（每个人有自己的需求、爱好与生活方式），同时又是群体性动物和文化动物。人从小离不开家庭、学校，成人后离不开社会与朋友。

马克思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说：“人的本质，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属性。在其现实性上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”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的存在，个体的独立性只能在社会关系制约下的有限空间里存在。家庭中亲子相爱、同辈相亲是共同生活熏陶而成的。人与动物不同，文化代代相传，家庭与学校教育使人懂得与人为善，社会道德风气使人知道个体离不开群体。

因此，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“爱人者，人恒爱之”，人们在相互关爱中享受着幸福；反过来，害人者人恒害之，人们在相互争斗损害中带来的只能是痛苦。这是人性的初心。儒家进一步要求有德君子将仁爱之心向外扩大，由爱家庭到爱大众、爱人类、爱天地万物，把他人看成自己的同胞，把动植物看成自己的伙伴，这就是北宋大儒张载说的“民胞物与”。

可是人性是善恶混杂的，两者此消彼长：当群体意识强于个人欲求时，善良便占上风；当个人欲求膨胀遮蔽了道德理性时，恶习便占上风。更深一步讲，一些人便会扭曲人性，丧失天良，非但做不成君子，也做不成一般好人，甚至成为罪人。要做文明人，必须成为君子，不仅要有仁爱之心，而且能自觉成人之美，尤其在别人困急的时候，能雪中送炭，这就要消解嫉妒心，以助人为乐，以损人为耻。这是君子和小人的本质区别。

在社会行为上，文明君子必然行事公正，不以利害义、不因私损公，还能够见义勇为、扶危济困。孟子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”《中庸》说：“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”可知仁心要知行合一，正义要勇于捍卫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。做到居仁由义，君子人格便有了基石，也便有了人的尊严。

我们常说，人不仅要过得幸福，还要过得有尊严。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的人生是君子无法忍受的。孟子很强调君子要有正义感，说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可见仁义乃为人之本。

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

试以清代书画家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郑板桥为例，说明仁义忠厚一向为境界高尚者所重。郑板桥书写过一幅“难得糊涂”的横额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。

石刻拓片《难得糊涂》

有些人以为这是在宣传圆滑自私、不分是非、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，其实，这曲解了板桥的良苦用心，把“难得糊涂”误成孔孟批判的乡原了。

板桥在此横额下有几句解说：“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着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，非图后来福报也。”再联系板桥为人行事，“难得糊涂”的真义是劝人在处理利益关系时，多一点忠厚利他之心，少一点个人盘算之机，不斤斤计较，而能忍让吃亏，多做善事，使自己心安理得，并不望求回报。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，是大智若愚，是经由大聪明的反思得来的。板桥的“糊涂”，乃是以仁爱为本的“中庸”的兼顾，不是以私心为本的乡原的世故。

板桥还写过一幅“吃亏是福”的横额，并注曰：“满者，损之机；亏者，盈之渐。损于己则利于彼，外得人情之平，内得我心之安，既平且安，福即在是矣。”这里有儒家“与人为善”的情怀，又有道家“既以为人己愈有，既以与人己愈多”的智慧。有仁义之心的人才能做到难得糊涂，民间称之为“厚道者”，板桥就是为人厚道的典型。

雍正十年（1732），郑板桥在外地寄给堂弟郑墨的家书中说：

愚兄为秀才时，捡家中旧书簏（竹箱），得前代家奴契券，即于灯下焚去，并不返诸其人。恐明与之，反多一番形迹，增一番愧恧。自我用人，从不书券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何苦存此一纸，使吾后世子孙，借为口实，以便苛求抑勒乎！如此存心，是为人处，即是为己处。若事事预留把柄，使入其罗网，无能逃脱，其穷愈速，其祸即来，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、不可测之忧。试看世间会打算的，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，直是算尽自家耳！可哀可叹，吾弟识之。

板桥虽是平民之家，而属书香门第，故祖辈雇有佣工，存留契券。板桥有一颗仁厚之心，将家中所存雇佣合同一概烧掉，不仅免其返还，而且使这桩以佣还贷之事归于无形，也能避免后代有人持券向欠者索求。此事非君子难以为也。

家书借此事而发的议论更是精彩：为人与为己是一致的，“爱人者人恒爱之”；反过来，“害人者人恒害之”，那些设套陷害他人的小人，到头来必害到自己身上，或者贻害于子孙后代，“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。这使人想起《红楼梦》中那句名言：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”这是历史昭示的真理。

板桥于乾隆年间中进士，在山东潍县（今潍坊市）做了七年县令，以仁厚爱民之心为百姓分忧解困。他写诗表达自己心绪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
他关注民间疾苦，与农民同忧患，如《悍吏》诗揭露当时吏治之残暴：“悍吏沿村括稻谷，豺狼到处无虚过”“悍吏贪勒为刁奸。索逋汹汹虎而翼，叫呼楚挞无宁刻”。《逃荒行》诗为当时发生自然灾害而逃难的百姓忧伤：“十日卖一儿，五日卖一妇。来日剩一身，茫茫即长路。长路迂以远，关山杂豺虎。天荒虎不饥，盰人伺岩阻。”

乾隆年间，潍县大旱，灾情严重，穷苦人家卖儿卖妻，逃荒外地。板桥作为县令使出浑身解数救灾：令乡绅大户开设粥场，接济饥民；封存粮商仓库，令其平价出售；捐出个人薪俸，发放给穷人；修城建垛，招灾民赴工就食；下令开官仓赈贷。有时在情急之下，来不及等待上司批文便开仓放粮，遭到上司斥责后，又有一些富商监生从旁挑刺攻击，遂受记大过处分，于是辞官返乡。他意识到好官难为，不如回家画兰竹。他画竹并题诗《予告归里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》：“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橐萧萧两袖寒。写取一枝清秀竹，秋风江上作渔竿。”他是两袖清风离开县衙的。

《清代学者画像传》说：“去官日，百姓痛哭遮留，家家画像以祀。”他心中惦念着百姓，百姓心中也惦念着他。他是君子式的清官，至今在民众心中丰碑犹存，他的仁民事迹家喻户晓，受到人民代代不绝的纪念。